董仲舒的身世

最新章节：后记

写在前面 在2000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2000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囊”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