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我说不太清楚。

大概是因为那支笔。

从那以后，沈岸找我借东西就变得理直气壮了。

借笔，借尺子，借橡皮，借充电宝。

还回来的时候永远少点什么——笔帽不见了，橡皮被切掉一角，充电宝电量是空的。

我说，沈岸你是不是故意的。

他靠在椅背上，把腿伸到我的凳子下面，说，陈屿你怎么这么小气。

我说，你把脚拿开。

他说，不拿。

我就把凳子往前挪了一点。

他又伸过来，我又挪。

挪到最后我的桌子都快贴到前排同学的后背了，他在后面笑得直咳嗽。

那段时间他喜欢踩我凳子腿。

上课的时候，后面的凳子腿抵着我的凳子腿，我写字的节奏和他晃腿的节奏慢慢变成一样的。

有时候他不晃了，我会愣一下，觉得哪里不太对。

后来就习惯了。

冬天的时候他开始蹭我的围巾。

每天放学一起走一段路——其实不完全顺路，但他非要跟我走到公交站，说多走两步消化一下。

冷风灌进领口的时候他就往我这边靠，说，你围巾分我一半。

我说，你自己不会戴？

他说，忘了。

我就把围巾解下来，绕在我们俩脖子上。

他比我高，我得稍微踮一点脚才够得到。

他低下头配合我，鼻尖差点碰到我的额头，呼出来的气白蒙蒙的，散在冷空气里。

那一路我们走得很慢。

公交车来的时候他把围巾还给我，围巾上带着他身上的温度，还有一点洗衣液的味道。

我上车，他在站台上站着，手插在口袋里，也不挥手，就看着我。

车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那里。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很多年以后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只是十七岁的冬天太冷了，冷到需要找一个理由，在风里多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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