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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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已往的文艺生活，完全是一场幻灭。

我本是一想学数学的青年，是因为要学数学所以才到了日本；但是在1918年到日本之后，因为时代的要求，及个人的目力关系，所以就转到文学的途上来。

但我所走上的那文学的旅途，是完全错误了。

到日本后，即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了。

但自己究竟不甘，并且也不能，在浪漫主义里讨生活。

我于是盲目地，不顾社会地，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结果，到了象征圈里了。

AnatoleFrance[1]的嗜读，象征派诗的爱好，这是我在日本时的两个时代。

就是在象征派诗歌的气氛包围中，我作了我那本《旅心》。

那是1925年前后。

当时对于社会概没注意过。

所以，在1926年回国后，还是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

我回到北京，亦是想要古典的缘故。

然而北京生活是大失所望了。

我完全在沉态中住了两年。

这对于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

在北京，我却认出布尔乔亚生活的破绽。

然而是太晚了！

所以，我离了那一个死的故都，走到深林大野的吉林来了。

我已经是看不起作翻译的。

我是迷信文人要天才。

啊！

这是何等愚蠢，这是何等可笑啊！

实在，我已往就未认时代。

我太把东西看成死了。

可是我现在认出了一切的错误。

诗我是再也不作了，因为那种诗，无论形式的怎么好，是如何的有音乐性，有艺术性，在这个时代，结果，不过把青年的光阴给浪费些。

实在，已往，中国太多精神浪费的事了。

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

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作什么都要紧。

翻译或者强过创作。

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

以后我就要作桥。

（原载《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

[1]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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